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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九节 全县剿匪(2/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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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等于是割据势力了!”

“不,还谈不上割据,按照王师爷的说法,‘十三村’地区的税赋是从来不少交的。只是县里没什么好处而已。”

“其实党那门的思路和我们差不多,正赋一文不少,浮收一文没有。有枪杆子做后台,县里拿他们无可奈何。”

“这次开政协会议,‘十三村’地区来参加会议了吗?”何鸣问。

罗铎说:“都来过。我查了会议上的相关记录,代表们没有发言,基本就是随大流而已。征粮、派差、派联络员全部都应承做到。”

“党那门很懂斗争策略么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罗铎很谨慎的回答道,“在斗争的策略上,很有些思路。”

“党那门团伙多数是穷苦百姓,他自己也是受迫害的穷人出身。又知道‘打富不打穷’,应该算是有革命觉悟的。”有人说了,“其实定性他们是土匪不对吧?应该是自发的农民反抗组织。我们可以争取啊。”

“不扰民是相对的。”罗铎说,“只是十三村地区稍好,但是其他地方侵扰很的很厉害。”诸如抢劫、杀人、绑票、强抢民女之类的事情,这个土匪团伙一样不少全都干过。祸害的也不止是富人,穷人一样倒霉。非要说成什么“农民反抗”或者“起义”,就是在自欺欺人。

何鸣解释说:“剿匪指挥部之所以选择拿他们第一个开刀,一是他们的势力最大,打掉有敲山震虎的作用;二是这伙人民愤极大。我们师出有名。”

罗铎接着说,“‘十三村’地方上,这个匪伙有二个重要党羽带着二三十人常驻以控制局面,头目名叫忻那日、王五术。”

“忻那日和王五术,是党那门手下的四大天王里的两个。”王兆敏对罗铎说道,“所谓的四大天王,不过是凑数罢了,但是这这两个人不可小觑。”

忻那日自小就是游手好闲之辈,成年之后因为好逸恶劳,巴结上了县衙里的“快手”,当了一个“做公得”。“做公得”并不是县衙里的正式衙役,类似编外的“临时工”,收入全凭各种陋规和敲诈勒索。衙役不便出面的非法勾当就由这些人出面。万一出了事情就由这些人顶罪,好在内外都有勾连,重拿轻放,就是县令也没法子。风头一过,继续当“做公得”。

忻那日当这个“做公得”做得十分积极,欺压百姓不算,最后竟然利令智昏弄到了士绅头上,最后终于呆不下去了,“快手们”也不愿意为了他得罪士绅――毕竟“做公的”多的是,多一个不多,少一个不少。忻那日丢了这份活计,干脆上山落草了。

“……此人心机灵活,有些小聪明。也善于趋炎附势,巴结人很在行。所以虽然眼下厕身为匪,但是和县衙里的许多胥吏和地方上的劣绅都有勾连,稍有风吹草动,自然有人会为他通风报信。”王兆敏提醒道,“我们吴老爷和黄老爷几次都想抓捕他,每次都被他滑脱。”

至于王五术,虽然不是什么头脑灵活之辈,但是极是蛮横凶残,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。他自小习武,颇有些排打硬功,少时参与殴斗,被人刀砍不死,枪扎不伤,很有传奇色彩。这一文一武常驻“十三村”地界,把这一带控制的很严密。

罗铎介绍完基本情况之后,与会者就如何清剿这股土匪进行了讨论。方案基本上分为两种,一种是先打“十三村”,把土匪势力清除出去,使得山上的土匪失去粮食和人员的补给,不打自乱,时机成熟之后再围攻山寨。

另一种则是擒贼擒王的思路,主张先攻抱庞山地区,消灭匪巢,然后再迫使十三村的土匪不战而降。

两种方案都有优缺点。经过综合考虑,最终还是决定首先进攻山寨。

“如果我们先打十三村,很难处理当地的民政问题。”邬徳作为民政委员,也是剿匪指挥部的一员,“当地百姓有顾虑,不愿意和我们多接触。匪徒们又有老巢可以依托,利用百姓掩护可以猖狂的向我们发动袭击。我们的大军驻扎进去,会非常的被动,到最后很可能会因为无休止的被袭击而采取无差别报复行动,最后形成关系对立,以后再收拾起来非常困难。”

作战的形式,将采用精悍的合成化小部队的突袭战斗。在山区剿匪投入大部队是得不偿失的。大部队出动很难保密,土匪可以事先把物资人员全部转移,只留下一座空寨子。不要说出动一二个步兵营,就算上千人的部队在山里搜山,土匪也很容易躲过去。在山里呆久了,给养运不进去,大部队不能久居山区。时间久了,部队只能撤退。过去土匪对付官军围剿,历来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――屡试不爽。

第一步兵团团属猎兵连一排排长杨增正在山间行军,晚春的林间十分的闷热。汗水已经浸透了军服。他肩膀上背着心爱的步枪,身上还带着二百发子弹。

他的身后,跟随着自己的猎兵排,然后是一门山地榴弹炮和它的全部家当:炮弹、火药、跑刷等等,这些七零八碎的装备全部由人来运送,整整用了四十名“教育兵”――还没有正式授予列兵军衔,正在受训的士兵。在他们之后,是一一个步兵连,然后又是一百多名教育兵,背着大量的辎重装备。名为“军工”实际就是席亚洲搞得“代畜输卒”,新兵派不上太大用处,背东西总是可以的。殿后的则是工兵排,由工兵连连长潘达亲自带领。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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